爱红茶常在茶山里见到背上粘着盐霜，如“水粉画”的做工人；在茶厂中见到脸部灰暗，眼睛深凹的做茶人。笔者揣度，这类种茶做茶人，古之也然。但是，翻开厚重的古代茶史，饮茶吟诗、赋作、著书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不可胜数，但茶工做茶人却被“忽略”了。
倒是四川万源县，在宋代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有子民王雅和其子王敏，从闽地建州引去茶种，播于家乡，“喜灵根转增郁茂”故立碑勒字记之。王雅及其三个儿子，当系古时地道种茶人。倘若不是偶然发现这方碑刻，哪有王家父子名份。
至于我省的“中国十大名茶”铁观音，其发现人和引种的第一人，一说茶农魏荫，一说官员王士让，至今还在争议。
讲到武夷山，虽然在汉代就有茶的传说，但其后千余年里，在汗牛充栋的茶著茶书中，却没有见载过一位茶工茶农。唐代的武夷名茶“晚甘侯”，制者何人？无法可考，只有那赠送“晚甘侯”者孙樵的大名昭然而在。
宋代的武夷茶已相当出名，所贡的龙团凤饼茶的制作师傅，名字却不见经传。宋代就优选出的武夷名丛“铁罗汉”，后成岩茶五大名丛之一，流传至今，享誉极高。是哪位茶农的慧眼发现“铁罗汉”？不见记载。
元代，兴建在九曲溪畔的御茶园，是当时的茶叶圣殿，屋宇棋布，气势恢弘。时“凡茶工250户”生产制作贡品。我想那时的制茶高手肯定是大有人在。但在诸多描写御茶园盛况文赋中，却未见一位操持技艺的“劳力者”。
明代，武夷山产制的炒青绿茶品质极佳。其时的大茶家许次纾纵横比较后，发出肺腑感叹：“于今贡茶……唯武夷雨前最胜。”这些茶谁产制的呢？时方志学家、闽县文人徐火勃文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但是其间制作出“最胜”贡品者，却没有其名。
清代是武夷茶辉煌的时期，岩茶的制作技艺“实甲天下”。正值此间，同安籍大和尚释超全入住天心永乐禅寺，其作的《武夷茶歌》首次亮出“岩茶”名牌。随后的布衣文士王草堂写下的《茶说》，记述了当时的岩茶制作过程，这就是最早的岩茶手艺。我们当感谢两位高人，证实这一历史。但是在重文轻工的年代，修志家的《武夷九曲志》中没有留下一个手艺师傅的姓名，颇为遗憾。
在武夷山茶乡民间，普遍传说岩茶手艺是杨太伯公创研出来的，旧时茶厂茶家把他供于厅堂上首，其妻李姓同祀。据说杨也是江西入武夷山的做茶者，他勤奋好学，肯于琢磨，制茶技艺高超，而且为人乐善好施，很受乡人敬重，晚辈称他为伯伯、伯公、太伯公。逝世后便享“太伯公”尊称。可惜他的名字和家史却没有留下，这是一代做茶大师的悲哀。
相比之下，那些文士、官员就幸运了。在华夏茶史上，陆羽、卢仝等那是大茶人、真饮君，青史留名，无可非议。可是连丁谓、蔡襄撰写的《北苑茶录》、《茶录》已列为古茶书珍本。真可谓“文章千古事”，但惜茶工叹无缘。
小小的武夷茶乡，流传下的古茶著十几部，诗文270多首（篇），这些已成武夷山茶文化珍宝。留名是好事。社会进步了，只要有成就、成果都会留下名字。因为有“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他们的劳动果实。
如今在茶界，不要说专家、科技人员、学者研究出的新成果、撰写的优秀的茶著、论文受到保护；就是在茶叶评比时，不论名气大小、年长年轻的茶农茶工之茶，只要评上名次，照样会得到奖杯证书、奖金鼓励。总之是靠真本事、好作品。
且喜茶工不寂寞，但愿饮者有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