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安溪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之源,主要来自中原文化的南移。唐朝中叶以前,安溪人口稀少,茶史无考。唐后期至五代10国年间,北方兵荒马乱,战祸不断。福建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一带,阔别战乱中央,局势不乱,天气温顺,物阜人稀。
这个时期,我国不仅茶业重心南移,而且北方人口在量南下移居。据安溪民间族谱记载,除少部门姓氏,如邱氏始祖于西晋年间(约三00年)迁居晋安郡坑园(今安溪长坑乡山格),紫云黄氏一世祖黄克纲于唐垂拱二年(六八六年)自武荣州(今泉州)移居安溪和陈氏始祖于唐天宝年间自漳州移居安溪外,大部门姓氏,如刘、林、周、廖、詹、王、吴、安等均于唐末及五代期间经荆楚、江淮入闽转而假寓安溪,这中间既有布衣庶民,也不乏名人墨客,如唐末诗人周朴、五代越王钱叔幕僚黄夷简、上柱国廖俨、开先县令詹敦仁等。
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提高前辈的农业出产技术,也带来了茶叶出产技术,推动安溪茶业发展。
安溪在特定的天然前提下,经由长期演化和天然选择生存下来的野生茶树屡被发现。
一九五七年,在蓝田乡福顶山等地发现两个野生茶树。一是蓝田在茶树,也称苦茶,因味苦面得名,为小乔木型,分布在蓝田乡福顶山森林之中。
据一九七八年有关部分的观测,最大棵树高六。三米,树干挺直,树幅二。七米,胸围一八厘米,叶形有长椭圆、倒披针形等,叶长逐一。五一七。三厘米,叶宽四。五六厘米,最低分枝离地二米,历史以来当地群众有少量采制。
二是企山野生茶,零星散布在企山顶观音坑一带海拨千米以上高山,树冠呈伞状,为小乔木型,这中间被观测的一棵野生茶树,树高三。二米,树二。七米,胸围六。九厘米,叶片卵形,叶面平,叶尖突尖,叶脉一0对,花径三。八厘米,花瓣七片。
一九六一年,在安溪县剑斗镇的水头拔山发现了很多野生茶树,这中间最大的一棵野生茶树高六。五米,胸围五八厘米,树冠三。二米。经考证,这些野生茶树讫今已有一000一二00年的生长历史,是深入研究安溪茶树发源和演化的“活化石”。
此后,西坪、福前等地也陆续发现野生茶树。就在二000年冬,笔者到外安溪的官桥镇益林村采风时,在该村的犀山原始森林中也意外埠发现了野生茶树的踪迹。
犀山野生茶树群生长在壁立千仞的白岩峰下将军岩北侧,集中生长着数株野生茶树,这中间最大的一棵树高三。八米左右,树冠一二厘米,当地群众曾采制饮用,单季可采茶青一0余斤。
这些野生茶树树群的发现,充分地表明安溪具有10分丰硕的茶树资源,为安溪茶叶发源提供了佐证。
唐中华大地饮茶之风的大范围的风行,与佛道两教的推进是分不开的。
“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及道观多在深山云雾之中,是风景名胜圣地,又是产茶的相宜之地。
特别是佛教以为,茶有“三德”:一是提神,使僧众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消食,使整日打坐而轻易造成积食的僧众得以匡助消化;三是“不发”,能按捺性欲,使人不思淫欲。而僧众坐禅修行,枯燥而孤寂,且不能吃晚餐,要在半夜坐禅、静思而不困,只能通过饮茶来提神,因而不少高僧均嗜茶,且以茶延年益寿。
加上僧人行遍天下,故一时在在江南北竞相仿效,遂成时俗。唐代时,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很多名茶出于寺院,据称,茶圣陆羽的师傅也是种茶高手。据此,唐时我国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
佛教、道教传入安溪始于唐。至唐末,佛教在安溪已建有福海院、上乘院、定明院、灵像院、大成庵、隐静院、光明院以及长坑的补陀岩、城厢的阆苑岩、湖头的成道院、参内的植福堂等一大批寺院;道教在安溪已建有城隍庙、明显庙、武庙、龙津观等道观。
据史料记载,唐末安溪寺院及道观已有植茶、品茶的历史,阆苑岩就这中间之一。
五代期间,安溪茶文字记载竞与小溪场主座廖俨联系在一起,而将茶作为礼品赠予的文字记载,则最早出自于开先县令詹敦仁的茶诗,题为受“龙安岩悟长老惠茶,作此简代:泼乳浮花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又有“与道人介庵游历佛耳,煮茶待月而归后,留下诗句:活火新烹涧底泉,与君竟日款谈玄。酒须迳醉方成饮,茶不容烹却是禅。
闲扫白云眠石上,待随明月过山前。夜深归去衣衫冷,道服纶巾羽扇便。”而韩屋留有诗句:“石崖觅芝叟,土风貌茶歌”。足见当时安溪民间植茶已逐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