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红茶国人饮茶的历史积厚流光，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轨制，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据《唐会要·冗赋》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七八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成本”，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哀求行税茶之法。七九三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10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10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仍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10国时期继承实行茶叶专卖轨制。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买下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开释赐茶叶一八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10五万斤，诏许之。……。”
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轨制，选择交通要道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治理茶叶的出产和卖出，这里的茶农都必需加入官府的茶场，不答应茶叶暗里买进卖出。
宋朝的法律还划定：商人向官府交纳的是茶的价格，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划定的地方卖出，不得在其他的州、军卖出。商人在运送茶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划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嘉祐四年（一0五九年）仁宗赵祯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付成本，担当官府的低价抑卖。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逐一0二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茶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然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茶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茶场，告知茶商、茶农不得暗里进行违法交易。
历史上的金国位于我国的北方，史书上有金为实行茶叶专卖，禁止私贩和限制民间饮茶而厘定“香茶罪悬赏”，划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的记载。
茶叶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规划管理，固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可能千差万别，并不从头部到脚跟相同，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官府对茶叶垄断规划管理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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