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之路走进昔日名扬世界之茶叶港汉口

制茶业是清末汉口最大工业，图为汉口苦力在码头搬运茶叶。

近日，央视纪录片《茶叶之路》来汉取景拍摄。一个半世纪之前，曾以“茶叶港”名扬世界的汉口，携旧日的荣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三年前，《长江地理》记者权义曾走访羊楼洞，追寻《八千里茶路始于楚》的源头。而作为“茶叶之路”的起点，汉口作为“茶叶港”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中期。山西商人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销往俄国，世界因为茶叶而认识了汉口。

至19世纪中期，俄国人不再依托晋商来获取茶叶，他们来到早已熟悉的中国内陆城市汉口，自己做起了茶叶生意。自此，开启了汉口作为“茶叶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金时代”。由两湖、江西、安徽等地汇集到此的茶叶，经汉口加工、包装之后运往俄国以及欧洲各国。这一时期是汉口对外贸易最旺盛的一段，中国除上海外，其他开埠城市望尘莫及。直至上个世纪20年代，世界局势骤变。这条由汉口往外的茶叶之路才逐渐萧条下来，至此，汉口作为“国际茶港”的时代才告一段落。

在汉口的旧俄租界里，那些因茶叶而兴的建筑仍默默伫立。巴公房子、李维诺夫别墅、东正教堂、新泰洋行、阜昌路（今南京路）……从这些地名和这些老房子仍然可以寻觅到当年老汉口繁华的踪迹，追寻当年汉口茶港的辉煌年代。本期《长江地理》，我们和武汉作家、对武汉建筑进行调查研究达十余年的胡榴明一起，试图寻找那从未探访过的、旧租界里当年名噪一时的俄国三大茶厂——顺丰、新泰和阜昌茶厂旧址，还原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辉煌。同时，我们也专访了茶史专家刘晓航，并走进今天位于崇仁路的“汉口茶市”，试图呈现汉口作为“茶叶港”的过去与未来。

探访

循着一张1938年汉口街市图，寻找三大茶厂旧址

做茶叶生意的俄国人，是来汉口最早的一批外国侨民。“那时的汉口还未开埠，俄商入汉口的茶叶交易等于‘走私’，即便如此，也没人拦得住他们。”胡榴明说。七年前她在《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一书写作期间曾经探访过俄国茶商在汉口的历史，这一次她也受邀参与央视《茶叶之路》的汉口拍摄工作。

1862年，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签订《陆路通商章程》。“优惠”的“条款规定”，使中国国内一百多家茶商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俄国茶商抛弃山西茶商的“中介”运作，正式进驻汉口，挤占了山西商人经营200多年的华俄茶叶生意。“他们从汉口直到湖北边境赵李桥羊楼洞茶场，收购、加工、运输，一条龙作业，后几年将茶叶加工工厂从赵李桥搬迁到汉口长江边的租界区，引进欧洲现代工业技术，蒸汽机压茶、高速高效制作，以汉口为始发地，三条路线北上贩运青砖茶至海参崴、莫斯科和彼得堡。从1861年之前至1919年之后，俄商垄断汉口茶市六十年整。”

那时的汉口，既是中国茶产区最大的内地商埠，又是中国茶叶出口的最大口岸。它将湘鄂皖赣四省红茶汇集至此，经水路、陆路、铁路等方式向外输出。据资料记载：“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茶叶占据世界茶叶市场的86%，1868年茶叶出口占全国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而汉口茶叶出口量则长期位于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最高时达85%。”每年一到茶季，汉口的茶叶大市场云集各地茶商，旅馆客栈，茶客满堂。汉口的工厂里聚集着周边各地赶来做工的人。汉口长江沿岸茶码头茶叶装箱转运，码头上下昼夜不停，从老照片里便可见到那时江面运茶的船只络绎不绝，繁忙非常。

俄国第一家在汉口建立的茶叶贸易公司，就是顺丰砖茶厂，那是在1863年。之后半个多世纪里，从汉口俄国茶叶贸易公司多达数十家，其中顺丰、新泰、阜昌、源泰四家财势最大，被称汉口“四大俄商洋行”。其中顺丰、新泰和阜昌三家茶厂所拥有的产业几乎占了旧俄租界的一半，可见当年汉口俄国茶商的财力和势力。

人们寻访“中俄茶叶之路”在汉口之遗迹，多走巴公房子、李维诺夫别墅或东正教堂，但俄商砖茶厂的旧址很少有人探访，史料留存破碎及城市改变太大等原因，今天人很难找到百年前工厂遗迹了。

8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与胡榴明老师一起，循着一张1938年的武汉街市图，在南京路、合作路、兰陵路之间迂回辗转，试图找到这三家茶厂现在的遗存。这场“发现之旅”或许比过去任何一次行走都来得意义重大。

武汉近代工业的历史始于“茶”

从合作路至黎黄陂路，洞庭街至沿江大道之间范围，在当时几乎都属于顺丰砖茶厂与新泰砖茶厂。从1938年汉口街市图可知，合作路至兰陵路之间多属于新泰砖茶厂，兰陵路口以北则是顺丰砖茶厂以及后来1924年英人建造的新泰大楼。

据《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所述，顺丰砖茶厂旧址位于兰陵路6号，紧挨着兰陵路口的原新泰洋行，很长时间都是做武汉商业储运有限公司滨江仓库使用。作为最早来汉的俄商茶叶公司，顺丰最早设厂于羊楼洞。为了方便砖茶和茶叶的大量装卸外运，1871年，当时著名四大俄国茶商之顺丰砖茶厂的创建者李维诺夫在长江边开辟“顺丰茶栈码头”，1893年全面转厂汉口，由羊楼洞采下茶叶运到汉口加工制成砖茶，“三部蒸汽水压机将制成的茶叶挤压为块状，成品有青砖茶、红砖茶和茶饼等”，然后从汉口沿传统华俄茶叶之路运至俄国。

“顺丰砖茶厂是汉口自行发电、拥有当时最新式蒸汽机和各种先进制茶机械的第一家近代工厂，可年产砖茶约200多万斤，每年输出的价值达800万海关银两。当时其雇佣工人800余人，构成了武汉第一支产业工人队伍。而‘顺丰茶栈码头’是汉口长江边上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武汉近代工业的历史由此开始”，胡榴明说。

再访兰陵路六号，已经寻不到当年茶厂旧址，原地图上顺风茶厂旧址已经立起一幢幢高层住宅楼。向附近居民打听，得知这里“以前的确是一家仓库，早在二十年前就拆了。”紧挨顺风茶厂旧址的是矗立在沿江大道边的新泰洋行大楼，现为湖北物资储备管理局。

据我们当天手头的零星史料：顺风砖茶厂位于兰陵路与黎黄陂路之间的大片地区，在兰陵路与黎黄陂路各开一个门，现在兰陵路紧靠新泰洋行的一幢内外结构都有改建的四层居民楼，疑为当年顺风洋行办公楼之一。

新泰砖茶厂，一个世纪隐于巷中无人探知

现在我们见到的这幢俄罗斯风格的“新泰洋行”大楼，并不是俄国人1866年所建的，而是1924年英国人在旧址上重建的。老洋行大概已成废墟，埋在地基底下。这幢大楼屋顶高耸的穹顶透出浓浓的俄式风情，三段式立面、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段采用四根两层楼高的爱奥尼立柱，简单的块面装饰取代了早前的复杂雕花，明显显露出那时由新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建筑过渡的意味。

有资料称，因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府放弃沙皇俄国海外一切“殖民特权”，俄商在华的茶叶生意自此由盛而衰，俄国茶商纷纷离开汉口，所以英国人接手了这里。据胡榴明推测，留用“新泰”之名，可能是俄商还未完全撤出汉口。李维诺夫后人曾在回来时称，至上个世纪30年代才举家搬至美国，此间巴诺夫仍常往返于天津与汉口之间。“俄商在汉口的茶叶生意可能一直沿续到上世纪30年代，十月革命后华俄茶贸中断，俄国茶商贸易转向外蒙、新疆以及欧洲，但已经是‘苟延残喘’了。”

俄商新泰洋行由俄国人托克莫可夫和莫洛托可夫创办，总行设彼得堡，茶砖由汉口出口，沿华俄传统茶路到莫斯科和彼得堡。19世纪下半叶，所有的汉口俄国茶商都以山西商人开发的这一条茶路为运销主道，直到20世纪初京汉铁路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通后才改换为现代快捷路线，但是也到了华俄茶贸的尾期。

当天，我们在合作路与兰陵路之间找到新泰砖茶厂的旧址，与沿江大道街边的新泰洋行大楼仅仅一街之隔，隐秘地隐藏于建筑物的背后的小巷内，据现有资料推测，之前无人探知。

从沿江大道合作路口往兰陵路口方向行进不到百米左拐，可见宽阔的楼梯绵延伸展。一座巨大的工业厂房逐渐显露，三层红砖结构，L形环绕，厂房之间有楼梯建起通道，尽管中间有一部分被低矮的房屋与树木阻隔，却能窥见其全貌。在厂房的左侧，可见我们在阜昌砖茶厂听老员工所述之“吊笼”，大概可以站两三个人，由一个轮滑拉索组织升降。爬梯上二楼，拉开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的铁丝网木门，一如工厂厂房里所见铁质大门，上面模糊可见“CRN64”的字样。厂房明显已经废弃多年，站在二楼往洞庭街方向，可见不远处坡顶厂房连接至此。据附近居民回忆，这里曾经开设过好几个服装厂，后均一一搬迁。站在高处一看，红色坡瓦的厂房建筑围绕老仓库周边耸立，举目所见的残破场景中，老工厂的气息犹在。

当天回来，我又翻看了收藏的1926年汉口第二特区（旧俄租界）地图和1938年汉口街市图，细致查对两幅老地图，几乎可以确定，今天看到的这个旧仓库以及周边的老厂房建筑就是当年的新泰砖茶厂。100多年后，终于我们找到了它。

京路原为“阜昌路”，因茶得名

打开1938年汉口街市图，可见与今江汉路相邻、由沿江大道至中山大道之间有一条阜昌路，这就是今天的南京路。因“阜昌砖茶厂”建于此而得名，可见当时的茶厂规模之大、影响力之甚。由洞庭街至沿江大道，南京路右侧一片街区即1874年俄商创办的阜昌砖茶厂，厂主为俄国皇室贵族、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亲J·K·巴诺夫（J·K·PANOEF）。

J·K·巴诺夫曾任俄租界市政议会（即俄工部局）的议员及俄国驻汉口领事馆总领事，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做生意也能与汉口人打交道，因在汉口声名显赫被尊称为“巴公”，著名的巴公房子便是他投资建成的汉口第一所公寓楼。

现在，沿着南京路的方向往沿江大道走，可见右侧仍有“湖北省茶叶协会”、“湖北省茶叶公司”的招牌，原阜昌砖茶厂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作为“汉口茶厂”存留至今。然而资料中记载的临街“两层红砖房”和两层办公的小洋楼早已不见，“大概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拆掉了”。后从工厂老员工口中得知老仓库还在，忍不住请其带路一探究竟。

由大门进入左拐，从新改装的一层停车场往上看，可见老仓库露出的上面两层红砖房以及屋顶，绿植从一旁冒了出来。原汉口茶厂的老员工庞师傅带我们从一边狭窄的巷子进入，过道里杂物占满，稍几秒钟光景，很快就见到了老仓库的大结构与大楼梯。“这里原来是仓库的吊笼，靠升降机运送茶叶上下楼。”庞师傅指着一楼角落的位置试图给我还原当时的情景。他是1979年进厂的，最早在绿茶加工车间做圆筛烘干等工作，他工作的时候老仓库仍在运转。

沿着楼梯而上，仓库的结构逐渐清晰。铁质厚重拉门、挑高的内空与厂房结构，并没有被拥挤的杂物与房屋掩盖，这里现在已被改建为职工宿舍，在堆砌的杂物、鞋子、红桶之间，仍可想见旧日繁忙的工作场景。

“每到茶季，汉口江滩边制茶、运茶的工人数以千计，从黄陂、孝感、洪湖、五峰以及英山等地的家属都赶来汉口，打一季的茶工。”从仓库往江边方向，建有茶叶公司办公大楼（今“楚老宋”）；在汉口江滩码头还建有栈房仓库和沿江趸船。“当年，阜昌年产砖茶数30万箱，运销俄西伯利亚和中国新疆、蒙古，以及俄罗斯欧洲大陆架。总公司设在汉口，分公司设上海、天津、九江、福州、今斯里兰卡、海参崴、敖德萨、圣彼得堡、恰克图，组建起一个巨大的营销网络。”

巴诺夫因为茶叶生意成为汉口最有财势与声望的人物，后来买下长江边英人跑马场的大片土地，成为俄租界内最大的地产拥有者。他的买办刘辅堂为阜昌收购茶叶，从亲自去产茶地采购原料一直到运送至汉口南京路段江边的制茶工厂，此后也成为汉口首富。当时汉口的许多里份都是刘辅堂、刘子敬父子修建的，如“辅堂里”、“辅仁里”等。

溯源

晋商让汉口“茶叶港”扬名

要追溯起“华俄茶叶贸易”之始，还得从17世纪中期说起。

1638年，俄国驻中国使臣斯达尔可夫从中国带回去丝绸、瓷器以及64公斤茶叶晋见沙皇，献给当时的罗曼若夫王朝。这是作为外交之礼，给予对方赠送的珍贵皮毛以回馈。没想到的是，这位驻中国使臣带回去的茶叶，俄国沙皇喜欢的不得了。从此，由贵族到民间，喝茶在当地成为一种时尚。从中国向俄国出口的茶叶贸易，由此兴盛。

当时的汉口，乃有“天下四聚”之称。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在内陆，作为一个商贸集散地的城镇，“唯有汉口”。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汉口自清中叶开始便成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的茶叶集散地，被列为全国三大茶市之一，茶叶出口额居上海之上。

汉口茶市享有盛名，在历史记载汉正街清初的盛况中是这么描述的：“街市每年值茶时，甚属盛望。届时则各地茶云屯雾集，茶栈客栈俱属充满，坐轿坐车络绎道路，比之平日极为热闹……”武汉作家胡榴明曾经有过描述：“每到春茶上市的时候，是汉正街最为热闹的时候。汉正街纵横穿通的街巷，长江、汉水沿河的码头，大铜壶方桌白瓷茶盏，说书的唱戏的，茶香溢到街上……”

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的，最红火的非晋商莫属。据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记载，晋商在汉经营茶叶生意的商帮人数之多，生意之旺，让其他商帮艳羡不已。

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茶叶的对外出口贸易。“在俄国商人到来之前，山西人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历史前后长达两百多年。”据胡榴明《山西商人在汉口》所述，“他们将收购到手的茶叶，从汉口起运北上直到俄国——一条跨越亚欧大陆的‘茶马古道’，以汉口为源头。”

为什么当时的茶叶对外贸易被山西商人所垄断？胡榴明推测，山西苦寒，不比两湖两广自给自足，山西商人很能吃苦，那时行走这条“中俄茶叶贸易之路”并不是一件美差。“千里无人烟，沿途没吃的没喝的，随时可能遇到强盗劫匪，路途漫长且艰辛无比。”山西人就这么闯开了一条从无人走的路，在汉正街靠着茶叶生意发达致富，在汉口买房置业直至终老。

汉正街的繁盛那时许多是因茶叶生意而兴旺，“人们沿街建房而居，于是就有了淮盐巷雕花过街楼，也有了汉口山陕会馆，汉口人称‘西关帝庙’。” 据说当时的山陕会馆是汉口所有会馆中最大的一座，如今再访汉正街，已找不到任何遗迹。“只有一座界碑留在汉正街博物馆里。”

汉口作为“茶叶港”的集散之地由此被世界所认识；一日无茶不欢的俄国人，通过山西商人知道了中国的汉口，俄国茶商介入汉口茶市最早在汉口开埠之前，19世纪中叶以“走私”贸易强行“介入”茶叶生意。1862年后，优惠的贸易特权使俄国商人气势更甚，此后半个多世纪，汉口茶市口外贸易几乎为俄国人垄断，这也是“汉口茶市”最辉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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