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利用印度大吉岭的红茶实现了对中国茶叶的进口替代,是很多人知道的历史。但大吉岭的红茶并非当地原生茶叶,而是自中国福建武夷山,则不被很多人知道。而这盗茶的具体过程及其背后的曲折故事,则更鲜有人知。
即使打赢了鸦片战争并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即使可以更便利地和中国茶商展开贸易之后,在中国之外另辟茶园,从而摆脱对中国茶叶市场的依赖,一直是萦绕于东印度公司头脑中的梦想。在罗伯特·福钧这一英国自学成才的园艺学家兼冒险家的身上,这一梦想最终得以变为现实。
在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之前,福钧曾于 1845 年受英国皇家园林协会委托,带领一支英国考察队前往中国采集珍稀植物标本。他从一个依然对外人封闭的王国成功采集并带回了大量此前不为英国人所知的植物品种,从而大大丰富了英国植物园的品种。正是这一经历为其三年后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用,再度前往中国采集茶树植株和茶叶种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8 年,福钧再度来到中国,并开始了他的盗茶之旅。这次漫长的旅程主要分为两段:前往安徽黄山的绿茶之旅和前往福建武夷山红茶之旅。这两次旅程从采集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但绿茶之旅因为运输过程中的失误和英国在印度行政体系的低效率而遭遇惨败,福钧亲自送到大吉岭的红茶种子和植株则结下了累累硕果。
绿茶之旅的失败主要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运送绿茶植株的密封玻璃箱子在从加尔各答到大吉岭的途中被人为打开,结果让植株感染了霉菌,等运到大吉岭时一万多棵来自中国的茶树几乎全部变成了腐败的柴火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福钧尚未找到运送茶树种子的好办法,被它埋在土里或包在纸袋里的种子到最后也全军覆没无一发芽。
等到红茶之旅时,一方面由于福钧的全程监运令密封玻璃箱里的大批茶树植株得以安然抵达目的地,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发明了在密封玻璃箱里培育茶树种子的方法,结果这些种子在漫长的旅途中也一路乘风破浪茁壮成长,等到达大吉岭时已经发育为茁壮的幼苗。
当然,所谓绿茶种子和红茶种子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还是在中国的时候,福钧就已经明白所谓绿茶和红茶只是制作工艺有别。换句话说,仅仅将种子成功移植,还不足以保障英国人喝到地道的红茶,还要把整个制茶的工艺流程整个地复制。
在中国现场经历了制茶全过程的福钧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在离开中国之际成功地带出了十名制茶师傅,从而为大吉岭红茶日后的风行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顺便说一下,由于在中国亲眼看到制茶工人往绿茶里添加蓝色制剂以提高茶叶的鲜绿程度,并将这一行业秘密在 1851 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公诸于众,福钧一手浇灭了英国民众对中国绿茶的热情,从此英国消费者更愿意喝红茶了,直至最后几乎只爱喝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