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道家 佛家与中国的茶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思想来源， 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道家的自然观与茶的自然属性相吻合
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这就确立了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道教的隐逸，即是在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它与茶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隐逸推动了茶事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从历史的角度看，道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虽是人们谈论最少的，但实质上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所谓自然，在道家指的是自己而然，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道无所不在，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
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其全部历程。老庄的信徒们又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陶弘景《杂录》与西汉壶居士《食忌》的记载，都与此有关。《茶经o七之事》引述《神异记》的故事，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从历史事实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都显示了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是最为久远的。
道教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启服之的记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于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教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o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在自然大道到茶道之间，仍有过渡性的中介观念。这就址从道家到道教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仙道--成仙之道的观念。老庄的信徒们曾从自然之道中发现出长生不死的根源和作用，一个人能完全掌握这自然之道，才是获得神仙不朽的唯一法门。这一思想导致了道教的产生。
道家的思想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便有了一个真正的转化，此时，自然之道的概念逐渐普及，而且不再带有观念论哲学的色彩，乃-变而为功利主义的宗教。人们在日夜思考着如何才能得道--长生不死，羽化成仙。这不也正是茶人所向往的么!
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着狂热求仙风尚的时代，时尚就象弥漫的空气，无所不及;茶人的活动及茶文化的兴起处于此风之下，是可想而知的。快乐神仙成为理想的形象，而仙境、仙界更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乐园。无怪不少学者说道教的构想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性格。因为这种理想既不求诸飘渺的来生，也不寄托于渺邈的往日，而是透过自身的努力修炼，保存形体，变化成仙。通过此世的延续，达到一种永恒的存在，这既是精神性的向往，也有实践的操练。从这种角度来看，茶成为成仙的灵药也是毫不稀奇的，而壶居土所言苦荼，久食羽化。(《食忌》)陶弘景所言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杂录》)就更是可信的了。
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隐逸思想，有着直接而内在的关联。庄子自身即有全身保真、任性自适的隐逸思想。在后来的道教之中，隐逸本身即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是老庄思想的极盛时期。庄子的自然养生观念，被发展为藉导引之术而在行为层面上的实践，如一些人的隐逸方式是保终性命，存神养和。东汉末的矫慎隐循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o矫慎传》)。这种纯然的避世隐逸，已趋隐逸极端。此风至魏晋南北朝大盛。
道教是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着神仙世界，并以茶能使人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这种对茶文化原始性和开创性的茶道思想，实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茶人的儒家和谐中庸之道
无庸讳言，儒家茶文化代表着一种中庸、和谐、积极人世的儒教精神，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类的个体之间、社群之间、文化之间、宗教之间、种族之间、姓别之间、地域之间、语言之间、乃至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共存共生，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能以清茶一杯，体现这些原则，加强这些原则，这岂不是一幅儒学的天地中和境界吗?
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亦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无论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还是陆羽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还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还是刘贞亮的以茶可行道之和，都无疑是以儒家的中和与和谐精神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
苏廙着《十六汤品》，进一步完善发展了陆羽茶道思想，倡导一种良好的茶风茶俗，特别强调了儒家中庸、守和谐、完善的茶道原则。《十六汤品》已经算得上是儒家茶风及其实践的体现。
敬是儒家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客来敬茶，就是儒家思想主诚、主敬的一种体现。刘贞亮十德中所讲的以茶表敬意，以茶利礼仁，都有一个敬字的内涵。
在古代婚俗中，以茶作聘礼又自有其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宋人《品茶录》云：种茶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故有取。明郎瑛《七修汇稿》谓：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此外，王象晋《茶谱》、陈耀文《天中记》、许次纾《茶疏》等着作均有内容极为相近的记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茶为聘礼，取其从一不二，决不改易的纯洁之义。因此，民间订婚有时被称之为下茶礼，即取茶性情不移而多子之意。
茶被人们仰之为崇高的道德象征，人们对茶就不仅仅是偏爱，而更多的是恭敬，并引而为楷模。此时的茶礼，其内涵早已超出茶本身的范围而简直成为嫁娶中诸多礼节的代名词。《见闻录》载：通常订婚，以茶为礼。故称乾宅致送坤宅之聘金曰茶金，亦称茶礼，又曰代茶。
我们说儒家茶文化有化民成俗之效是丝毫不过分的。因为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
无论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说，还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说，还是陆羽的精行俭德说，都有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实际上，我们以上所讲儒家茶文化注重人格思想，所谓高雅、淡洁、雅志、廉俭等等，都是儒家茶人将中庸、和谐引入茶文化的前提准备，只有好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高度的个人修养才能导致社会的完美和谐。因此，儒家茶人认为饮茶可自省、审己，清醒看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等等，也都是中和思想的基本条件。
通过饮茶，营造一个强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绝妙的想法，然而它却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实的理想。儒家是人世的，然而又是以一种平和、儒雅、谦恭的形象人世的，而茶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却比其他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更能具体而实在地造就这种精神和形象。这难道不能说明儒教茶文化真正能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吗?难道不能说明儒教茶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吗?
佛教对中国茶的影响
茶与禅渊源深长，茶禅一味的精练概括，浓缩着许多至今也难以阐述得尽善尽美的深刻涵意。茶禅一味又衍生出茶佛一味。实质上就已经创立和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道路。禅宗及佛门的茶事活动当先从新式禅林经济为特点的农禅并重谈起。正是农禅为茶、禅的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禅僧高士能悟得禅理、茶性之间个中之昧，与其本身的修养及其美学境界有关。
佛教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的传播等方面，其巨大贡献是自不待言;而吃茶去三个字，并非提示那提神生津、营养丰富的茶是僧侣们的最理想的平和饮料，而是在讲述佛教的观念，暗藏了许多禅机，成为禅林法语。
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往往都出自禅林寺院。这对禅宗，对茶文化，都是无法回避的重头戏。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逐渐形成的茶文化的庄严肃穆的茶礼、茶宴等，具有高超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因而它对茶文化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全面兴盛。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早发生于药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便与禅门最基本的工夫--禅定结合在一块。而禅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连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场合也无法离开茶。
禅茶的深厚基础，缘于真实体验的深刻性。正是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点。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都与茶及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茶事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平常而自然的境界，然而真正要有高深的境界又必须是工夫不断，悟头始出。虽然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但此体验本身即得来不易，必工夫不断，方可有悟。进而言之，悟虽可得，亦随时可失，所以说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这就全然是一个保持境界的事了。禅宗的茶事活动之所以日益讲究，甚至将其化为一个艺术境界，奥妙全在于此。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早已从具象实际生活上升到超脱物我的一种悟，从而具备了一种崭新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茶的醒脑提神的药用功能，对禅宗的坐禅修持的证道法，倒有解释的用场，但对慧能以后禅宗那种见性成佛，不靠禅定的那种顺乎自然的境界，则很难解释得通。说到底，吃茶去，是和德山棒，临济喝一样的破除执着的特殊方法，是要去除人们的执着，一任自心。
而茶正好应合了这种世俗精神，体现了这种世俗精神，它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却又是世俗生活中不可少之物。有了它，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茶之为物，在禅宗看来，真可悟道见性，因它是物又超越物，如吃茶去就是悟道方式的机锋;又囚它有法而又超越法，自在无碍，不须强索。
无疑，茶对禅宗是从去睡、养生，过渡到入静、除烦，从而再进入到自悟的超越境界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三重境界，对禅宗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悄悄地自然而然地但却是真正地使两个分别独立的东西达到了合一，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一项崭新的内容--茶禅一味。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尤其是它开发了日本的茶道，设置了一种文明的方法与道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种文明方式的过程与步骤。它包含了禅宗的智慧。
禅宗的高明之处，是使日常化与哲理化同步出现，而不是要历经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的蕴育，这当然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人们常因不能悟通这点，而指责禅宗莫明其妙;更有甚者指责禅宗思维矛盾，弃置理性，其实是自己未能达到一种深度的理解。禅宗固然常常背离常规思维的形式，但也不能简单认为它即是一种直观思维，它不但有一种道的辩证，更是有意要跳出概念的框架而达到一种智慧的境界。概言之，茶禅一味是一种智慧的境界。而茶禅一味本身所展示的高超智慧境界也就成为了文化人与文化创造的新天地。
实际上，佛教禅宗不仅对我国的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的制作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禅茶精神对整个中国茶文化的渗透与普及，大大提高了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这种境界首先体现在佛教茶文化的每一环节内。由此，中国茶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品味也大大提高，可见禅宗的功劳之大。
禅僧高士能悟得禅理、茶性之间个中之昧，与其本身的修养及其美学境界有关。他们注重精神追求，淡泊物质享受和功利名份。这是他们得以保持那份清纯心境，以随时进入艺术境界的前提。因而，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借助事茶体悟佛性，喝进大自然的精英，换来脑清意爽生出一缕缕佛国美景。(梁子《中国唐宋茶道》)这是一种纯粹的美的意境。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儒释道的思想和茶学相结合， 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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