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红茶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 (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 (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 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 (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